教育高收费论背后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前景

教育高收费论又一次随着茅于轼先生的演讲浮出了水面。连教育部长都开始跟教育产业化撇清关系的时候，茅先生却只字不提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义务，强调高校自主收费的合理性，必然引来众多争议。

茅于轼先生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应该被称为茅大嘴、茅大炮，就像对富人需要补充定义，这个最新的高收费论，至少有两点需要事后擦屁股：一、没有加以任何分析就肯定了高校中穷学生比较少的“事实”，二、假设了所有穷人的孩子必定更聪明、更用功，奖学金大多会转移到穷人身上。

关于第一点，北大有个青年教师曾经做过调查，1998年后北大农村学生比例逐渐下降，从五成多一点减少到二成多。这一调查指出了穷学生比较少的根源：正是提高学费将穷人的孩子赶出了校园。任何人的思考都会对现实问个为什么，茅先生对贫富差距的现实不做分析的加以确认，其解决方案完全不参考历史成因，作为一个学者其治学态度令人无法接受。

其次，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以来，相关的奖学金制度也在建立，但事实上并未减少贫困学生的不断流失。穷人的孩子更聪明用功、能够拿到更多奖学金，这一假设如果说过于理想的话，那么能力一般的穷学生会没有任何顾虑，积极追求高校中可能的贷款机会，这种假设就是对人性认识的贫乏：自尊心、现实的压力、前景的渺茫，都将使贫困家庭的学生早早地忘掉大学梦。

另外，如果茅先生设想的奖学金制度真正实行，因为高收费是按人头比例而不是按财产比例，实际上是剥夺中等收入群体补贴低收入群体，而对极少数高收入人群几乎没有影响；如果国家承担教育投入的义务，则累进税制即可避免这种不公。

我以前说过，理解茅于轼先生这一系列的言论，必须从他对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思考里面去找答案，即使茅先生有建立社会福利制度、西式高校奖学金制度的良好目的，但却预设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前提：必须破除人们对贫富的道德判断，以虚无的态度对待历史，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未来。这种重塑中国人道德观的理想，属于人有多大胆、地有多大产式的冲动：任何文化和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改良，都是以现实的存续和发展为基础，极为缓慢地上升到集体道德观。茅先生这种改造是本末倒置，似乎圣人一言天下皈依，这要么是堂吉诃德，要么是自视过高了。

茅于轼先生所战斗的风车不仅仅是一个前现代的道德观念，更重要的是社会崩溃的普遍危机感。改革是拟定了一个均贫富的共同理想才得以推进的，从理论上消解这个目标，对曾经接受过改革逻辑的人来说无异于背叛的合法化。一旦离开改革共识，取消政府均贫富的义务代之以市场理论接盘，则目前中国社会的巨大矛盾不仅现阶段难以消化，而且令穷人看不到任何前景，社会危机一触即发。最近朱学勤、张维迎、茅于轼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，对“市场共识”表现了一种不容商榷的倨傲态度，拒绝社会危机的其它解决方案，令人感到思想的开放、对知识的谦卑才是知识分子最应该追求的道德前景。